kaiyun体育:印度代表团获得关键胜利，备受瞩目

　　主观的真理

　　真理——经验的事实或者不可抗拒的逻辑——是教条的敌人，也是一个被虽然很少但数量不断增长的现代知识分子当作敌人来处理的对象。这再次表明了知识的标准与知识分子自私利益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具体的真理被攻击或回避，在许多情况下，真理概念自身也被攻击和回避。

　　对真理的不予置信，已经被一些持有解构理论的人用作关键原则，或者是成为另外一些将真理唤作“你的真理”或“我的真理”的人的特征——就好像真理能够被当作私人财富，而真理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人际间的交流。例如，当罗伯特·赖克被质疑在各种会议上所公布的数字事实的准确性时，这些会议上的情节已经被别人录像，数据显示出的情形与他在书里所描述的情形极其不符，罗伯特的回答是：“我不能主张比我自己的感觉更高的真理。”如果真理是主观性的，那么它的全部目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然而可能在一些人看来，为了维护一种构想——在许多知识分子的感觉里他们自身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都依赖于这一种构想，将真理视作主观性是必须付出的很小代价。

　　这个看似滴水不漏的观念，即所有实在都是“社会建构而成”的，只具有表面上的正确性，它忽视了检验那些建构之物的各种确认程序。许多被说成是社会性建构而成的社会事实，实际上却是历经数代人社会性地演进而成、并在经验中被社会性地证实有效的。那些演进生成的社会事实中的许多内容，都被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提出要加以替代，即要用真正的建构物，即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有意识制造而成的东西来替代，而这所谓的真正的建构物并没有得到这些意趣相投的人之外的广泛大众的确证。如果事实、逻辑和科学的过程都仅仅是任意的“社会建构”，那么所剩余的就只有共识了——更确切地说是同辈人的共识。例如对青少年来说的某种重要的共识，或者对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来说的某种重要的共识。

　　在一个极为有限的意义上，现实确实是人们所建构而成的。甚至我们所看到的周围的世界，从根本上来说也都是在我们大脑之内所建构而成的——我们大脑中的世界图景，来自于落在我们视网膜上的两片很小的光斑。如同从观景式相机的后面所看到的图像一样，在我们眼睛后部的世界图像也是上下颠倒的。我们的大脑将图像调正过来，并以一种三维模式看世界，以此协调一只眼睛里的图像和另一只眼睛里的图像之间的差异。

　　蝙蝠并不用人类的方式看世界，它们依靠的是类似声呐的信号。某些海洋生物通过电场来感觉世界，它们的身体能够发出和收到这些电场。尽管被不同生物以不同机制感应的这些世界彼此各不相同，但这些感知并不是随意浮动的意念，而是受制于确认程序。最为严重的生死大事也依赖于这一确认程序。

　　你所看到的一头狮子在笼子里的具体图像，可能是你大脑中的建构；但是进入那个笼子的举动，将迅速并灾难性地向你表明，那个图像是真实的、是超越于你大脑所能控制的存在。蝙蝠在它们的夜间飞行中并不会撞到墙上，是因为在它们大脑中所建构起来的极为不同的真实性，同样受制于在世界中的经验确认，而那个世界是存在于它们大脑之外的。事实上，蝙蝠也不会撞到平板玻璃窗上，而依赖于视觉的鸟类们有时却会这样——这既反映了不同感知系统之间的差别，也显示了独立于那些感知系统的真实世界的存在。

　　即使是关于世界的更为抽象的构想，也经常受制于经验验证。爱因斯坦的物理构想，与他前辈的构想极为不同；但是在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时，在那灾难发生的时刻、在那悲惨之地，一切都表明：那不仅仅是爱因斯坦的物理构想，不仅仅是与其他人的真理不同的“他的”真理，而是一个呈现在所有人面前的不可逃避的事实。确认程序是被忽略的关键因素，这使许多知识分子把所有现象都只看作是主观观念，无论社会的、经济的还是科学的。这也潜在地允许了他们用自己所偏好的主观观念去替代真实——关于世界是什么以及世界应该是什么的真实。

　　与削弱客观真理的理念相关联的，是对各领域中的标准的削弱，包括音乐、艺术和文学等领域。“在什么为真和什么不为真之间，并没有硬性的区别；在什么为真和什么为假之间，也没有硬性的区别。”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如此说过。这个观念并不限于剧作家的范围。例如，英国的杰出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也曾指出，一个小说家达到了“某种美学优势，而那些不能够理解他正在做的事情，或不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的人，应当为他们自己理解力的缺乏而致歉，而不是反过来责怪这位作家不能够成功表达其意义。”

　　这种令人羡慕的自私自利，也被画家、雕刻家、诗人和音乐作曲家以及其他一些人同样达到；他们从纳税人那里得到经济支持，却没有义务去让纳税人满意，甚至也不需要让他们的工作对于纳税人而言具有可理解性。在某些情况中，这些受到津贴资助的艺术家们的“艺术”产品，明显是打算去嘲弄、惊吓或者冒犯公众，甚至其作为艺术品的身份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威尔·罗杰斯很久以前所说过的：“当你什么都不是时，你可以宣称自己是一位艺术家，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你不是。”雅克·巴尔赞曾经恰当地这样称呼艺术家：他们是“对西方文明最持之以恒的批判者”，当没有代价可去为这样的自私买单时，这一表述能够被完全理解。

　　惹人羡慕者与引人注目者

　　惹人羡慕与引人注目，这两种特性在知识分子的生涯中发挥了极显著的作用，这差不多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尽管思考是知识分子的核心活动，但思考却也是每一个人都在做的事情。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特别阶层存在的唯一理由或辩护就是，他们会思考得更好——从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说。他们在理念的独创性、复杂性和内在统一性上，在拥有大量特定知识积累上，以及在这些理念与知识分子中已接受的前提协调一致上，都会思考得更好。但是，“知识分子会思考得更好”这个判断并不必然来自于其他人的经验后果。

　　惹人羡慕者

　　对那些顺利通过接二连三的检查的人来说，在一个广泛存在着通往高等教育之路的年代，达到各种标准下的前5%或10%，对于进入精英学术机构来说是必需的。而进入这些机构以后，个体作为知识分子的职业生涯就能最便利地展开，并且拥有着极大的成功前景。因此，知识分子对惹人羡慕之特征的沉迷与醉心，就不仅仅是个体特质而是群体经验的一部分。这种沉迷与醉心，会贯穿成为知识分子的整个过程，也会陪伴他们经受住通往这一职业之路上的过滤者的检验。即使那些只拥有较少教育背景的个体知识分子，也会感染高级知识分子的这种令人兴奋又迷醉的气氛，并因此相信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非常特别又极为珍贵的群体。

　　优越感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不是一个偶然的凑巧事件，因为优越性对于决定知识分子处于何种位置来说，是关键性的因素。事实上，他们经常是在与关心他们所处理事务的较少一群人相比时，才显得更为优越。但不仅是象棋大师和音乐天才，连计算机软件工程师、职业运动员，以及许多世俗职业中的人也都是如此：他们的复杂性只能被那些已经掌握了这种复杂性的人理解或欣赏。知识阶层中许多人的致命失误就是：将他们对于特殊知识的精通一般化成了对世界所有事务的普遍智慧。这就是说，一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在其他人的事务中也同样拥有智慧；而这些其他人关于自身事务的知识，却要远远大过人们能够希望任何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相关知识。有句老话这么说：一个傻子给自己穿衣服，比起任何一个聪明人来替他穿，要穿得更好。

　　许多知识分子有如此强烈的偏见——认为他们自己的特殊知识胜过其他成千上万普通人的平均特殊知识，这致使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知识分子的世俗知识甚至达不到那些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全部世俗知识的十分之一。然而，对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来说，将大众的决策转交给他们，就是将在较少知识下的决策转变为较多知识下的决策。那样做的结果就是致命的错误，包括一再发生的中央计划的错误，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工程——这些都是将人民手中的权力集中到拥有更少总体知识的人的手里。这些人因为他们具有更多的平均特殊知识，就妄自推定自己拥有更多的总体世俗知识。

　　正如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在苏联有2 400万种价格是被中央计划者制定的；这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要想让所有这些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彼此之间有任何合理关系，以便能够反映相对的供应缺乏，或者反映商品以及服务的成本，或者反映消费者对这2 400万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并且对它们进行相互比照，以针对它们的相应生产来分配资源。尽管这对于任何中央计划委员会来说都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但它对市场经济中的千千万万个体消费者和生产者来说，却是非常容易完成的任务。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都仅仅跟踪那些与他们自己息息相关的商品的价格。只要他的决策与资源的配置、产品的流通相配合，使这些过程作为整体服务于经济，通过市场中输入和产出的竞价机制就实现了。

　　总而言之，千千万万人所知道的，要远远比任何中央计划委员会所可能知道的多得多，即使中央计划者都有高超水平而大多数其他人并没有。受到信任的无知，依然还是无知。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们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并不具有哪怕差强人意的充足知识去做他们打算去做的事情。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具有这样充足的知识，但是知识分子们却有充分的原因宣称他们能够做得比任何人都多，并且他们的教育水平以及与他们志趣相同的同侪们的教育水平，足以使他们的这种妄言看来似乎是真的。然而，随着学术界知识分子们日益狭窄化的专业领域，这会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即使是某个专业中最优秀的学者，也不可能理解在真实世界中某个实践问题中所涉及的全部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大多不可避免地超出了给定专业的范围。

　　招人妒忌的道德维度，看来也在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的吸引力。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机会——有时是高出他们所置身其中的整个社会——被热切地攫取，不管是反对严厉惩治犯罪、谴责对广岛和长崎的毁灭性轰炸，还是坚持将《日内瓦公约》中的条款运用于被抓获的恐怖主义分子，尽管那些人既没有签署过《日内瓦公约》也没有被其条款覆盖。道德的双重标准——因为某些行为而谴责美国，但当其他国家同样去那么做甚至做得更坏时，也对其没有多少批评或者完全没有评价——基于我们应当拥有更高道德标准的理由而得到辩护。于是一个能够被诠释成“种族主义的”的偶然评价，就能在美国媒体中激起更多的愤怒——比对这些事实本身的愤怒还要多。在中东地区，恐怖主义者把无辜者砍头，并且向疯狂的支持者散播这些斩首光盘。

　　知识阶层很少关心这种面对大众的带有偏见的信息筛选和评论的累加效果，或者对学生们的累加效果——他们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在接受这种筛选信息的稳步灌输。被称作“多元文化主义”图景，很少会是一幅全世界所有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图景。当开始讨论美国的或西方文明的历史和现状时，更加普遍的是夸大其缺点；而当讨论印度或其他非西方社会时，则对其缺点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加以忽视。

　　既然每一个社会都要面对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挑战，这使人们忽视了：诋毁一个社会必然会有后果，包括使人们不愿意去保卫自己的社会，即使是面临毫无理由的要求或者是面临致命威胁时。正如在第七章中将会阐明的，这也会包括即使面临军事危险时都不愿意去做出反应，有时这就会将任何潜在的敌人比如希特勒设想为无辜，直到为时太晚、铸成大错。

　　引人注目者

　　引人注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被圣化的构想赋予其自身制定的激动人心的、绝对化的决策权力——这是对“权利”的一种增殖，而不是赋予其自身以渐进式的协商方式。无论这两种决策方式中的哪一种会在具体情况下给普通大众带来什么收益或损失，但前一种对圣化者的好处却是显而易见的：圣化者制定的这些绝对化的决策响亮并引人注目地确认了他们自己的崇高构想。与此相比，渐进式的协商方式却多多少少将问题减弱到了平淡无奇的斤斤计较上，并且所有这些都是与其对手在同一个道德水平上进行——仅就这后一点而言，渐进式的协商方式本身就是对圣化构想的一种违背。

　　对绝对化决策的这种偏爱，会给广大社会带来有害的后果。如果你断然地去信奉某种政策，那么你信奉的政策是什么就几乎无关紧要，因为几乎任何政策都可以被绝对化地推进到使其适得其反的那种程度。当一些机制在决策时倾向于绝对化而其他机制还处于渐进过程中时，经由它们而形成决策的这些机制就变得非常关键。政治性机制，特别是法律性机制，倾向于绝对化的决策；然而家庭和市场则倾向于渐进式的协商，因为人们不愿意在情爱或者财富方面承受完全的损失。被圣化者希望把做出许多绝对化的决策当作“权利”，这与他们所拥有的圣化构想完全一致。

　　还有其他原因导致知识分子趋向于引人注目的特性。有必要指出，这里提到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研究数学、医药或工程的科学家，而是主要研究语言、文学、历史或心理学的人。一位医生使用普通医疗方法极为常规地救治一个人的生命，这有着被社会承认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其单调无聊的单纯事件记录却不能够引发历史或新闻业的兴趣，更不要说在社会民众的眼里有什么重要性，或是在通往殊荣、赞赏或影响力的道路上有什么重要性——对那些试图表现出这些信息的知识分子而言。正是非凡的个体或重大事件让历史值得阅读。在新闻业中有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谚语，这传递了同样的意思。在文学界或者心理学界都一样，只有非比寻常的话题或非同寻常的理论，才能够给予实践者或其领域自身以重要性。

　　相比之下，一位从不在医药科学的实践规范之外行事的医生，也会因其献身于健康事业、拯救同胞的生命而依然受到人们的承认和尊敬。就职业而言，他们不需要为了获得职业中物质和道德的奖励而去宣称其相对于其他医生的原创性或者优越性。然而，在知识阶层所工作的大多数领域，并不具有这样自然而然的重要性。只有创造出新的、异乎寻常的或者引人注目的理论或者观念，才能够将其实践者或领域带入到公众关注的版图之内、获得公众的承认。甚至在这些领域内，如果学者个人对他所在领域的发展没有做出一些个人贡献的话，尽管他本人对他所在学科的内容完全精通，也对他的学术生涯没有多少意义。因此学术界中的律令就是“要么发表，要么灭亡”。

　　从非同寻常的个体中产生知识分子的这一“令人羡慕的过程”，以及让个体持续地表现其卓越禀赋的那些激励因素，共同促成了埃里克·霍弗在其观察中所总结出来的模态：“知识分子不能在室温下运行。”世俗世界不能够供养他们，因为世俗世界只供养那些其工作领域被大众广泛承认其重要性的人，比如从事健康事业或者经济生产的人。考虑到遴选和奖励知识分子的程序以及他们所持续面对的激励因素，那么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展示他们自己特别之处的异乎寻常的事情上，而远离了那些可能对其他人来说极为重要、但却太过世俗以至于不能服务于知识分子利益的事务方面。

　　正如在第三章中所说的，大多数知识阶层对促进或阻碍经济生产的事情兴趣不大，或者完全没有兴趣。甚至当经济生产成为将大众从饥荒中解救出来的根本因素，而知识分子对此（大众饥荒）也已经思考并哀叹了几个世纪，但他们对经济生产的事情仍然没有什么兴趣。在今天的工业化国家中许多被称为贫困的情况，在过去大多数人的眼里，或者是在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看来，却是难以置信的富裕和繁荣。尽管当代知识分子在这些现实性事务上几乎没有兴趣，但他们却对现有财富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对份额显示出极大的兴趣，也对重新分配既有财富的路径和方法有着极大的兴趣——尽管从历史来看，在解除贫困方面，经济蛋糕的增长已经为此做出了更多的贡献，比改变不同阶层人口中的经济蛋糕的相对份额所发挥的作用更多。

　　即使整个社会都被以这种方式而创造——将改变相对份额作为一种社会目标，例如共产主义国家，这样的社会在消减贫困方面所能做到的也不会很多。如果将这种社会与那些其政策有利于创造更大蛋糕的社会相比较，前者的成效会少得多。为何知识分子对创造财富普遍缺乏兴趣，与此同时他们又一直在讨论贫困现象并为之哀叹，而实际却只有最终的财富增长才是遏制大规模贫困的唯一出路。要解释知识分子的这一现象，就必须了解到，即使是对重大问题的行之有效的世俗解决方案，但因为它不会被知识分子的激励、限制因素以及习惯促进，所以知识分子就不会对它真正关心。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也就不可能理解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所有表现。

　　对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而言，对像贫困这样的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包含了很多的智力输入，比如说他们自己的智力。例如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说过：“逃离经济失败、达到普遍的物质富饶和社会正义”，这要求“强有力的知识的努力”。同样，创造持续的和平“是灵魂工程的一个巨大、沉重、复杂、艰辛的部分”。

　　真实世界的挑战与智识的挑战具有一致性，这几乎被威尔斯等人奉为公理，但它取决于一个人对社会构想的最初假设。那些持有相反假设的人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在第一章里已经提到过的乔治·史蒂格勒的结论：“一场战争就可以毁灭一个大陆或者摧毁一代人，而不必提出什么新的理论问题。”简而言之，即使最严重的灾难也与智识的挑战没什么必然联系。

　　中国政府在20世纪后期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在这之后，经济增长率戏剧性地不断提高，使得每月都有大约100万中国人摆脱贫困。当然，任何在消减贫困中真正受益的人们都不仅满意而且好奇：这个巨大的利益是怎么被实现的？然而事实上在许多年都饱受贫困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人表现出任何对市场机制在实际中消减贫困的真正兴趣，在印度或者其他任何地方也是如此。这种兴趣确实没有出现，不管是在他们所预测的方法还是在他们所偏好的方法中——所以这种兴趣也被忽视，好像根本就从未出现过。

　　这再次表明了，是态度而不是原则决定了知识分子会怎样去看待问题。他们的态度朝向知识分子流行观点之上的那些政策和机制，而不是朝向已经取得明显效果但却没有反映、甚至没有考虑知识分子观点的那些政策和制度。

　　新闻记者和其他为普通大众写作的人，在以他们的读者所发现的、经常也是他们自己所发现的情感上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对世界加以描述时，会面对额外的激励以及少许的局限。许多问题被误解，不是因为它们对大多数人的理解能力来说太复杂，而是因为一个世俗的解释太难于让人获得情绪上的满足。反之，制造一个让人仇恨的恶棍或者让人崇拜的英雄的描绘，则非常容易让人获得情绪上的满足。事实上，情绪上令人满足的描绘，可能经常要比世俗的说明要更加复杂，因为后者与可验证的事实之间更为一致。这对于共谋理论来说就尤为真实。

　　对能带来情感性满足的描绘的广泛偏好，也许其经典案例就是美国媒体、政治家们和许多市民对于石油价格调整的反应，并且是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紧缺时候的那种反应。理解这些事件所需要的经济学知识，没有一个会超出任何标准经济学入门教材的知识水平。事实上，根本就不需要高到那种程度的知识素养，就能够理解世界市场上石油的标准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主要是由供需关系所促成。这种经济活动是在一个极为巨大的世界市场范围内进行的，在此过程中，甚至美国的那些被称作“石油大鳄”的公司也并不掌握多少定价权，或者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定价权。人们也不需要任何前沿性的、突破性的知识，就可理解20世纪70年代对汽油的价格控制是如何地导致了石油紧缺的局面——当实行价格控制时就会导致全球许多国家无数产品的短缺，无论是在现代社会还是远在罗马帝国，或者在古巴比伦。x

　　然而这些世俗解释中，没有一个像在媒体或政治中那样，大众化地、广为流行地表达为石油公司的“贪婪”。多年以来，太多美国石油公司的高管，因为石油价格、石油短缺或其他什么当时可能的问题而被提交到国会的有关委员会遭受谴责，并被在全国的电视节目上播放。政治家大声宣告：“把这个弄清楚！”多年来政府对石油公司发动了许许多多的联邦调查，同时伴随着报纸头条和引人注目的电视报道。这些调查到后来都是虎头蛇尾，通常总是终结于篇幅很小的报道中、被深深地淹没在报纸版面里，或是以同样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一带而过——或者根本就不再出现。现在情绪宣泄已经结束，世俗的结论——并没有发现公司之间串通或者进行过市场控制的证据——可能就不再被认为是新闻了。

　　尽管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存在，因为据信他们能够思考得更好，或者他们比其他人更加博学多才；但在现实中，他们的心灵优越性是有局限的，仅限于人类能力广阔范畴中的特定狭窄领域内。知识分子在他们自己的专业方面经常是优秀非凡的——但是象棋大师、音乐天才和许多其他人在他们的领域中也同样优秀非凡。区别在于，这些其他的杰出人士很少以一种特别的努力来想象其非凡才能，并赋予他们自己以判断、训诫或者引导整个社会的权力。

　　多年以来有许多人都在指控知识分子不具备常识。但是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拥有常识，这可能是一种过高的期望，当他们在生活中的全部作用都建立于他们的非同寻常之上时，也就意味着他们所说的是不同于其他人正在说的东西。然而任何人身上都只有那么一点儿真正的原创性，超出一定限度后，成为不同寻常就意味着沉浸于毫无意义的怪癖，或者耍耍小聪明、欺世盗名或者耸人听闻。就政治上而言，非同寻常可能就意味着寻求引人注目的意识形态“方案”，而不是寻求稳健谨慎的协商。不仅共产主义运动对知识分子有一个特别的诉求，法西斯主义和纳粹运动也是如此，正如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所指出的：

　　带有暴力的知识分子团体出现得太过频繁，以至于不能被作为偏离常规而加以忽略。它所经常采用的形式，就是崇拜那些实践暴力的“行动的人”。墨索里尼拥有数量惊人的知识分子追随者，而且并不都是意大利人。在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上，希特勒一贯在校园里极为成功，他面对学生的竞选演讲，效果总是超出他在普通大众中的表现。他总是在教师和大学教授中表现更好。许多知识分子被吸收到纳粹党的高级梯队中，并参与到了党卫军的可怕暴行中。就这样，其军官中大学毕业生比例很高的四个特别行动队，成为了希特勒在东欧“最后解决方案”中的先锋部队。以指挥D营的奥托·奥伦道夫为例，他拥有从三所大学获得的学位，并且还拥有法理学的博士学位。斯大林在他的时代也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追慕者。

　　下面是与后来发生在柬埔寨著名的杀戮之地y的惨案惊人相似的故事：

　　在柬埔寨发生的令人惊骇的罪行，是从1975年的5月开始的，死亡人数占柬埔寨全体人口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是被一个称为“最高组织”（Angka Leu）的群体所制造的，这个组织是由一群说法语的、中产阶级的柬埔寨本国知识分子所构成的。在其8位领导人中，有5位是教师，1位是大学教授，1位是公务员，1位是经济专家。

　　埃里克·霍弗的断言“知识分子不能在室温下运行”已经拥有了许多例证。

　　不管一个特定构想可能会有多么激动人心或引人入胜，最终每个人都必须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在真实性已经被筛选掉以符合某种构想之意义时，这些已被过滤的信息便会错误地引导人们制订不可饶恕的错误决策。而对于这种决策的后果，我们却都必须去适应，因为它将不会适应我们。

　　[1] 一个早前的研究发现，电视剧中超过一半的公司头目都会“干非法之事，从欺诈到谋杀”。参见保罗·霍兰德：Anti-Americanism:Critiques at Home and Abroad，1965~1990（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31）。

　　[2] 具体事例可参见迈克·埃尔曼：A Note on the Number of 1933，Famine Victims，Soviet Studies，Vol. 43，No.2，1991，P379；及R·W·戴维斯、斯蒂芬·G·惠特克罗夫特等人的著作。甚至在苏联的出版物里也有这样的报告：整个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饥荒和恐怖中的牺牲者以及战争期间的牺牲者的数量，在不再噤声不言的苏联人口学家的估计中，远远超过反共产主义的历史学著作的最严峻估计”。参见让–弗朗索瓦·雷维尔著，柯蒂斯·凯特译：The Flight from Truth，P208。

　　[3] 有一些西方或印度的知识分子，并不用那种美好的笔触来描绘印度，温斯顿·丘吉尔就是他们中的一个。“那些婆罗门的谈吐和举止遵循着西方自由主义的原则，行事就像通达、民主的政治家们；但他们同时又是这样的婆罗门：拒绝6千万他们自己同胞中乡下人的基本权利，并将那些人称作‘不可接触者’。那些人遭受了上千年的压迫，实际上他们已被教育成甘心接受这种悲惨地位的人。”温斯顿·丘吉尔：Churchill Speaks1897~1963: Collected Speeches in Peace & War, edited by Robert Rhodes James（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0，P536）

　　s许多人在流行构想中所能得到的利益中，一个很小却发人深省的迹象是，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对被称作“模范少数族裔”的亚裔美国人的异常反应。考虑到各种少数族裔在不同时间地点常被贴上不同的“标签”，知识阶层中一些人反对这一特定标签的强烈程度可能表明，这涉及到了远比措辞是否得体恰当更多的利益。

　　t这里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指本书所定义的意义，而是这样一种意味：知识分子把斯蒂文森看成他们自己当中的一个，但却不这么看待杜鲁门，但实际上后者才是真正的睿智之人。

　　u其他人也同样低估了杜鲁门总统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在1946年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一个问题：总统是否理解美国在达达尼尔海峡政策上的重大意义。州学院院长、助理秘书阿奇森当时出席了会议，他在后来做了如下描述：杜鲁门总统“拉开一个抽屉，取出一张很大的、上面划满了研究记号的该地区的地图”，做了一番关于这一地区历史的充分阐释，用阿奇森的描述就是做了“一段极为精彩的演讲”。之后杜鲁门转向艾森豪威尔，问道：“将军是否满意总统对美国在这一地区外交政策之含义的理解？”参见默尔·米勒：Plain Speaking: An OralBiography of Harry S. Truman（New York: Berkley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4，P243）

　　v1英寸约0.3米，40英尺约12.2米。

　　w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译者注

　　x参见罗伯特·L·许廷格：FortyCenturies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How Not to Fight Inflation （Washington: Heritage Foundation，1979），及我的《基础经济学》（第三版），第三章。

　　y根据发生在柬埔寨的真实人间惨剧所拍出的纪录片《杀戮之地》（The Killing Fields），获得了三项奥斯卡金奖（1985）。